配资炒股的投资策略《硅谷文化》：硅谷25年人类学追访，看见了什么？

硅谷文化配资炒股的投资策略

美剧《硅谷》的大结局让许多人唏嘘难忘，Pied Piper团队明明终于完成了足以颠覆世界的项目，却选择在发布会上亲手“搞砸”。

美剧《硅谷》截图（图片源自网络）

因为他们发现，技术的力量已经超出控制，于是，他们主动放弃了“改变世界”的机会，梦想就此终结。

豆瓣上有条高赞评论说道，“数字时代里，谢天谢地，我们还有这些为了拯救世界而愿意放弃一切的无名英雄”，也有人感慨这真的是“又成功又失败又惆怅又伟大”。

剧集之外，真实的硅谷世界又是什么样的？

它并不只是传奇的创业神话、成败故事，也不只是“改变世界”的宏大口号，而是无数普通人的日常。薄荷实验新书《硅谷文化》讲述的，正是这些浪潮里具体的人的故事，关注技术背后无数人被裹挟或被重塑的日常生活。

美国人类学学会黛安娜·福赛斯奖

获奖作品

硅谷文化

[美]J.A.英格利希-鲁埃克著

丁依然董晨宇译

978-7-5760-5615-0

85.00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8月

记录事件是有趣的，重建意义是艰难的。本书的关注点不是硅谷的公司，而是硅谷人的生活。因为那是狂奔二十多年来每一个996人的疑问：改变世界的到底是谁？除了更快，我们得到了什么？

硅谷有太多的记录者，但本书并不追踪热点写公司故事，也不呈现“哪个创业项目成功了”。作为一个用25年时间追访300多位工程师、创业者、移民、家庭和跨国公司员工的人类学家，作者试图呈现一个被高科技深度渗透的社会：他们如何在“工作即生活”的节奏中平衡家庭与自我？他们如何在全球流动中重建文化身份？平台经济、社交媒体、物联网、远程办公……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数字生活方式，早在硅谷人的日常中被实验、冲突、妥协与再造。

这不是一本关于创业神话的书，而是一部关于技术如何改变日常生活的文化民族志。它为理解当下中国的数字社会提供了独特参照。

作者简介

J.A.英格利希-鲁埃克（J.A.English-Lueck）

美国圣何西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自1992年以来，她致力于对硅谷地区独特文化的研究，著有《硅谷文化》、《忙不胜忙：为什么美国家庭慢不下来？》（合著）、《存在与福祉：硅谷工作者的健康与身体》等。

作者简介

丁依然，北京师范大学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与社会、监控文化、传播学理论。

董晨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平台社会、网红经济、数码民族志。

推荐语

许多人将硅谷想象成某种高科技的“奥兹国”，由代码巫师们守护着……但基于二十多年的实地考察，J.A.英格利希-鲁埃克向我们展示了硅谷的真实面貌：充满风险、多元、国际化且复杂。这无疑是我所知的对硅谷众多文化现象最出色的研究之一。

—— 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

斯坦福大学传播学教授，《看见硅谷：一幅破碎中的美国生活图景》合著者

在本书中，J.A.英格利希-鲁埃克对硅谷进行了深入探究。在那里，黑客、工程师、企业家、临时工、教育工作者、清洁工以及更多的人推动着那些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技术的创造。对想要了解技术如何塑造硅谷居民及其更广泛影响的人来说，她生动而犀利的叙述不可或缺。

—— 加布里埃拉·科尔曼（Gabriella Coleman），

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黑客、骗子、告密者、间谍：匿名者的多面性》作者

本书探究了商业周期繁荣与萧条的表面波动之下更深层次的问题……关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如何在硅谷这个高压环境中互动，以及24/7的工作模式如何影响家庭、学校和友谊。

—— 知名媒体Salon

致谢

前言

第一部分：技术之地

第一章文化版本2.x：一个蔓延的社区

第二章压缩：用数字设备重塑时空

第三章人际网络：建立硅谷社区

第二部分：穿梭于复杂性之间

第四章投入/产出：全球文化催生记

第五章流动：工作文化和家庭文化

第六章带宽控制：创造有用的文化

参考文献

意想不到的后果

工程师们有一句格言：每个解决方案产生之时，新的问题也会随之而来。人们依赖各种技术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在这个过程中，一连串新的、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有了移动化技术，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但是移动化技术的普及却让“地点”这个概念变得不再重要。如果人们可以在车里、海滩上、浴室里完成工作，那么，工作场所和家庭对人们来讲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地点和人们在地点中扮演的角色是两组概念，移动化技术却将它们混淆了。某种技术（以及与这种技术相关的工作）所扮演的角色被提升了，其他角色（例如丈夫、父亲、朋友）的位置就被降低了。一旦移动化技术与家庭生活完全交织在一起，它就会对家庭文化和人们的家庭身份产生影响，换言之，它会影响家庭生活方式，影响某个家庭及其家庭成员定义自我的方式。人们创建了网络生活，由它来主导社会组织的工作，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是否牺牲了家庭、邻里、民族等组织概念？硅谷人会在工作中使用技术，也会思考技术、研发技术，在这一过程中，新的隐喻产生，硅谷人构建现实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于是，新的构建框架产生，硅谷人要建设出一个宜居社区，那么，它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在新秩序中，地点这一概念以及曾经需要在特定地点完成的任务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人们不一定要在工作场所中工作，他们随身携带着自己的工作，而且把工作看作日常生活的自然特征之一。以程序工程师妮科尔为例，她声称自己永远不会把工作带进家里，但是她家里摆放的工艺品和她的人际关系向我们表明，她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妮科尔把电脑摆在了一个单独的房间里，而且在她家里，工程杂志随处可见。妮科尔的室友和未婚夫都是工程师，他们家讨论的话题都是围绕着日常物流和商铺展开的。妮科尔并没有把她正在接受的专业教育同她当前的工作混为一谈。她将受教育视作自己的长期责任，而工作对她来说只是参与到公司的日常活动之中而已。妮科尔和许多人一样，并不把在硅谷的“工作”过程视为一个连贯的整体；相反，他们将其视为一系列不同的任务。

人们像谈论全球化那样谈论着自己的“工作”——他们正在为自己的事业进行准备，他们要理财，还要完成育儿工作。但是他们会将这些活动和他们的“正式工作”（work-work）区分开来；“正式工作”指他们为某特定企业工作，并从中获得薪酬。人们每天会花费大把所谓的“空闲时间”来思考自己的“正式工作”，无论他们是在洗澡、吃饭还是在开车。人们在开车去上班的路上、查看语音邮件时都会思考自己的工作安排，或者，他们会在心里预想自己当天要做的事情。在进行家庭晚餐时，他们会跟家人谈到自己在办公室中遇到的小摩擦以及公司里发生的重大事件。汤姆会在花园里除草，他用这种“禅意”的方式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但是他同时还在思考工作中遇到的一个严重的操作问题。拉尔斯回忆道，在他的孩子出生时，他还是没办法放下工作：

公司允许我待在家里，但这并不会让我远离工作，只会让我远离办公室。孩子出生后的那一个星期里，我还是在工作。看起来我并没有工作，除了有那么几天，我工作了几个小时而已，但是我确实工作了。工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在哪里工作对我来讲并不重要，只是地点不同而已。

许多人都谈到，他们觉得工作已经侵占了自己的生活。但是，在家回复电子邮件或者写报告这些行为并不足以阐释工作在生活中起到的微妙作用。管理财务、维护家庭和接受继续教育都成了工作的一部分。比如说，某设计师会在网上搜索开发移动界面的相关技巧，父母会在网上寻找带“不好带的孩子”的技巧，知识工作者也会在网上寻找课程，学习如何跟自己不喜欢的人共事，或者他们会为了下个假期报班学习意大利语。

在工作场所，人们培养人际关系的目的在于，他们要把掌握不同技能的人联系在一起，以便在需要时能够帮彼此一些技术上的小忙。同样地，家人和朋友之间也会交换信息和服务，比如，阿曼达可能会给某个朋友介绍一位不错的针灸师，作为回报，她的朋友会帮忙把她家的电脑和游戏机接入网络。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着的日常生活，人们培养出各种技能，确保一切都井井有条。

完成工作的步骤包括设定大小目标，锁定达到目标所需的技能和服务，以及产出具体的、“可交付的成果”。技术工作的完成过程更是如此。人们同样可以在家庭生活和公民生活中沿用这些步骤。凯文是一位资深的计算机科学家，他宣称，任何非自发但却让人必须付诸行动完成的任务都是工作。所以，不管这些任务是公司指派的还是家庭活动，它们都是工作。他又举了一个例子：“我得为我妹妹办一个聚会。这是一个有计划的活动，因为它有具体的、可衡量的目标。所有这些活动都以任务为导向，它们非常相似。所以我会把它们都称之为工作。”

由于“正式工作”和“生活中的任务”（life-work）交织在了一起，人们很容易将日常生活中不同领域的事情搅和起来。当桌上堆着一叠待完成的、“正式工作”的项目时，做家务就变成了做工作。夏洛特和诺亚都在计算机历史博物馆里担任志愿者，戴尔也是如此。里克每周都会花一天时间到创新技术博物馆工作。但这些工作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作，他们只是把对深入工作的热情转变成了有意思的事情而已。一个人在之前某份工作中获得过一些股票，现在他们追踪和交易这些股票，那么，他们到底是在管理家庭财务还是在工作？那本放在桌面上的关于禅修的书是人们的精神指南，还是人们用来进行工作管理的工具？人们在保养维护那个产自美国西南部的文物祭坛时，纯粹是出于个人目的，还是像汤姆在办公室里摆放类似神龛的东西的行为一样，是出于想要摆脱无聊、释放工作压力的心理？工作生活和非工作生活彼此纠缠在一起。正如凯伦在面对人类学家天真地发问“你是否会把电脑用于私人用途”时，挖苦地回答道：“什么叫作私人用途？”

有时，处在工作中的人无法从工作中抽离出来，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思考状态上都是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伦的工作小组会为患有工作压力疾病最多的工程师颁发“天美时”手表作为奖励。这个手表名的意思是，遇到故障，“舔一舔，指针继续滴答滴走”。人们也谈到，他们的同事或者配偶会利用工作来逃避社交。大约三十年前，莉亚曾向我们讲述，她前夫就是这类专注于工作的男人，他给自己和女儿的生活造成了不良影响：

我在上一段婚姻里嫁给了一个工作狂。他根本无法将工作“放下”，然后回家来……很多人都陷入了工作之中，因为他们面对的工作量太大了，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内是根本完不成的。但这会给家庭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因为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工作，更少的时间陪伴家人。而且，等他们回家的时候，他们已经被高强度的工作弄得疲惫不堪，所以他们根本没有精力去和家里人交流了。他们精疲力竭、焦头烂额，缺乏耐心。我想，他们影响的尤其是我女儿那一代人……我女儿的婚姻失败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她丈夫是网络管理员，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我女儿没法让他回到家中……人人都缺乏安全感。

近二十年过去了，故事也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伊桑正在努力使自己不要成为工程师工作狂二代。他会有意创造让自己能够玩一玩的机会，也会在文艺复兴节活动上激动地大喊“好啊！”，因为他有这方面的顾虑：“我有点意识到，我就快掉进那个我父亲曾经掉进过的陷阱里面了，这个陷阱就是太过沉迷工作。”

人们认为，造成家庭和工作生活失调的罪魁祸首是设备，有了这些设备，人们就能把工作带到家里做。妮科尔马上就要结婚了，她发现，她的未婚夫每周都要在家里完成一次工作。妮科尔总是试着把他从电脑前拽走。当妮科尔叫他的时候，他也不会停下手头上的工作，妮科尔说：“听到他说‘是啊’之后，我还能听见他敲击电脑的声音，他还会说：‘啊哈、啊哈，什么？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了吗？你说的啥？’这真的很烦人。”对于某个希望得到你全部注意力的人来说，你边回答边工作在他看来可不是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安迪则说，她男朋友有一套世纪之交版本的“双重标准”。她男朋友总是把工作带回家做，但是，当她把一些“有趣”的软件带回家学习时，她男朋友就会说：“别研究啦，现在你的时间归我！”

然而，与其说技术导致了社会分裂，不如说它只是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而已。人们一再把家庭生活破碎的原因归结于使用技术。但是，据我们的观察，不同家庭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使用相同的设备。也就是说，相同的设备会对不同类型的家庭产生不同的影响。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硅谷，他们来的时候，也将自己常用的交流系统和电讯设备一并带来了，这些设备能让原本已经很亲密的家庭成员们走得更近，越南家庭就是如此。但是对于另外一些家庭来说，即使使用的是同样的设备，家庭成员之间仍可能日渐疏远。在一个来自拉丁美洲的家庭中，他们有一整套设备系统，每当一种新的信息技术进入家庭时，他们都会将它小心地归置进去，以此鼓励小家成员们跟大家庭和社区中的成员进行亲密互动。另外一些家庭同样使用这些设备——摄像机、电脑、家庭娱乐系统——但是家庭成员的关系却破裂了，他们会根据自身利益画小圈子，而且这些圈子会越画越小。华的父母是中国人，已经上了年纪，而华也已经成年了，他要教年迈的母亲一些新的电脑技能，所以他进入了父母的生活。华懂得专门的技术知识，他知道如何组装电脑系统、安装程序，也知道如何教母亲使用Excel程序——因此他有义务与老一辈保持联系。每个家庭使用的设备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对于“谁能获得自己面对面的关注”这一问题却有着不同的文化期望和社会期望。在文化规范——人们认为自己“应该”做什么——的作用下，人们会形成自己的预判。

技术能为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人们提供一个共同话题，否则，对技术感兴趣的父母、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和上了年纪的父母之间可能没太多的共同语言。正因为技术无处不在，跨越代际的讨论才能进行得如此轻松。南森是一名工程师，他在十五年前娶了一位科技作家，他回忆了他的家族“文化”是如何围绕技术展开的：

我父亲现在已经退休了，但他以前“为某个国家物理实验室”工作了一百七十年（他自己在使用这种夸张的说法时笑了），他参与建造了加速器供电磁体和其他一些东西……在有程序员这个职业以前，我妈妈就已经是一名程序员了……事实上，这就解释了我为什么会对编程感兴趣。她会告诉我她在做什么：那是……人们刚开始掌握帕斯卡程式语言的时候，她会跟我说明帕斯卡程序是什么，我觉得它特别有道理，堪称完美。于是我就学会了阅读程序语言，然后我开始自己写程序。我妈妈还向我展示了穿孔卡片，我们自己做了一些卡片，而且我们确实在机器上花费了一些时间……总之，我绝对是在一个懂技术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

技术使用会塑造家庭文化甚至家庭身份。当我们问是什么因素使家庭成为“家庭”，而非住在一起的一群人而已，反复出现的那个答案是：“我们能够一起做些事情。”对于这些受访者而言，家庭并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着的概念，而是一个由共同行动塑造成的单元。一家人会一起看电视、露营、旅行、吃饭、聊天。对于他们来说，人们在使用那些能够促成家里人一起行动或者聊天的设备时，比如使用电话、联网电脑、移动设备，甚至是可穿戴设备，其目的都是严肃的。人们展开友好的交谈时，谈论的话题可能包括音乐、书籍和电影，但谈话常常围绕着“有趣的新兴技术”和“新的应用程序及其缺陷”展开。诺亚和夏洛特开玩笑道，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吃过晚餐之后，他们会回到各自的工作室里，给对方发信息，一直发到午夜，而且会告诉对方：现在该睡觉了。不，这次真的该睡觉了！夏洛特开玩笑说，他俩花在给彼此发信息上的时间比花在实际交谈上的时间还要多。

技术并不只是存在于人们使用的种种设备中。在技术生产者聚居的社区里，设计技术、加工技术、制造技术和维护技术的过程就像是一个模板一样，人们也会透过技术看待世界、定义世界。由于世界已经“拥有了种种机器般的特征”，硅谷人看待生活的方式也因此受到影响。在高科技工作中，人们会设定目标、制定重要时刻进度表、生成评价体系，现在他们把这一整套体系沿用至生活的方方面面。V谈到，工程师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先研究问题，将这个问题分解成若干部分，整理，然后有条不紊地解决这些问题。V告诉他在创客空间里的学生，工程学逻辑可以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

人们在生活中会使用各种各样的隐喻，而技术也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隐喻之中。一位女士担心自己的女儿在负重参与运动训练时体内代谢掉的“周期过多”，“周期”是一个用来描述计算效率的短语。而追求效率正是硅谷的核心价值观。南非计算机科学家哈里开玩笑说自己有“记忆存储问题”。他还告诉我们，他曾经在漂流旅行中问过别人某些食物是否“属于公共领域”的财产。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充斥着科技词汇，其数目之大、涵盖范围之广，以至于有人专门将这些词汇记录了下来，编纂成旅行者们可以随时使用的口袋辞典，这样到硅谷来旅行的人就能够破译“硅谷语言”中的行话了。技术渗透进人们认知中的表现远远不止这些有趣的隐喻而已。人们也会把在工程设计中和创业时才会使用到的方法用到他们对社会的理解上。工程学的哲学假设是“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ty）和“经济理性”（economic正rationality），而硅谷人则在社会实践中将它们转而理解为追求社会效率。也就是说，它们不再是人们进行技术推理时所需的品质，转而成为人们拥有美德的表现。简单来讲，在他们的道德观念中，说某人或某物“有用”“高效”和说他/她/它“好”是一回事。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互联网革命中，发展技术的既定目的就是创造连接——将机器、人和社区连接在一起。创造连接就是一个主要隐喻，它能指代技术带来的所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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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硅谷文化》

来源：薄荷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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